作者简介：贾生华，1962年出生于陕西延长县。1989年6月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系，获博士学位。1989~1993年在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1993~1994年在德国吉森大学进修。1995年回国后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
1999年至2009年担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浙江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等职务。2009-2014年担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2000年至2019年担任浙江大学企业投资研究所所长。2000年至2023年担任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发起人之一，自学会2008年成立以来担任常务理事，是2011年度主席。2009年至2019年担任中国高等院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主席团成员。 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企业管理实践，先后担任绿城中国、滨江集团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长期在浙江省房地产业协会、浙江省高级经济师协会等单位发挥专家作用。 2025年在浙江大学退休。
文 | 贾生华
四、三次高考
1977年秋天，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我的命运也与全体中国人民一起神奇转折。在连续参加三次高考后，幸运的上了大学，来之不易。 安河学校位于落后的山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处于政策传导的末端。直到11月的一天，学校老师召集灵生（冯灵生）、三宝（李建设）、和平（白和平）和我（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据说因为我们几个学习好，宣布推荐我们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随后知道，我们的张文科老师（1977级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后来留校任教）也报名参加高考。 1977年陕西省高考于12月9日和10日举行，我们的考场设在延长县中学。当年，安河公社虽然通了公路，但还没有到延长县城的班车。因为是土路，雨雪天气交通中断，连卡车也无法通行。眼看快到高考日期了，下了一场雪，老师决定让我们步行去延长县参加高考。我们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第一天走了约30公里，到达张家滩公社。天已经黑了，我们也走不动了，就住了一晚。第二天沿着延河川道的公路，再走了大约20公里，来到了延长县城。这是我第一次“进城”，到处都充满了新奇。 这次高考对我们几个应届生来说，只能说是个演习。因为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基本没有系统学习课程，甚至没有课本，考试知识一片空白，根本无从答题。网上看到一位当年语文阅卷老师写的回忆文章，说有一位考生一个题也不会，就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答卷有感》：“小子本无才，老子逼我来。考试干瞪眼，鸭蛋滚滚来”。这应该是那一次高考许多考生的共同体验。我当时怎么答卷已经没有太多记忆了，只记得数学试卷里有题目是解方程，但我连x、y也不认识。 历史记载，1977年高考的报名人数有570万考生，录取率只有5%，我们几个就属于95%里面凑数的。但是，冥冥之中，我们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根本改变。
1978年1月，我们拍了高中毕业照。但是，因为国家把高中入学时间从春季调整为秋季，高中77届学生延期到1978年7月毕业，我们得以继续读书。 1978年上半年，安河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半年时间，学校完全围绕高考，为我们安排最好的老师，恶补初中和高中课程。我们的化学课由教导主任崔志纪老师讲授，他是个严厉的老师，用半年就把一本初中化学、一本高中化学教完了。他发现我学习能力不错，就把自己搞到的复习资料给了我，对我学习帮助很大。 在高考目标的引导下，我要用半年时间学习初中和高中四年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课程，还有政治。为了抓紧时间学习，父母和老侯（侯鼎文）商量，让我从学生宿舍搬到他住的窑洞去住。那是一个学生宿舍后面又小又黑的小窑洞，老侯和他儿子（侯更生，比我大一岁，当时也在安河学校读高中）住在里面，炕上挤挤可以睡四个人，炕边有一张桌子，炕头有铁锅灶台。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成为我的相对安静的小天地，对我能够考上大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是一段传奇的经历。除了上课，我基本全部时间都在学习，看书，做练习题目。学校的发电机晚上九点就停止供电了，我就在油灯下面，使用褐色粗糙的练习本做题。疑惑时，望着发黑的泥墙，往往会豁然开朗。偶尔回家，也找一个炕桌，整天看书学习，晚上也是青灯黄卷，直到深夜。父母看我学习十分投入，也非常支持。怕我在学校吃不好，母亲经常在家里做好玉米面饼，或者把煮好的豆子面盛在大碗里，走上四里路，送到学校给我吃。老侯窑洞里的锅灶也派上了用场，母亲送来的面条，我会分上三四次，在铁锅里热热，改善生活。同学们知道后羡慕不已，就是因为大灶伙食难以忍受，我们班许多同学都选择提前离开学校，也就失去了随后参加高考的机会。因为经常来，我妈一到学校的院子门口，马上就有同学认得，赶紧来教室叫我出去迎接她老人家。 1978年我第二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年高考由教育部组织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时间是7月20日至7月22日，我的考场还是延长县中学。这次参加高考，安河高中大约十来个学生参加，我们仍然是步行出发，走到张家滩后，爬上解放牌卡车进了延长县城。呼社堂有个表哥在县政府工作，我们两个住在他家里，还在县政府食堂吃了一次饭。第一次吃政府食堂的饭菜，虽然也很简单，但真的很好吃，十分难忘。 经过半年时间突击学习文化课程，这次拿到高考试卷，总算可以认识题目了。但终因学习基础太薄弱，许多考生只考了一两门就放弃不考了，安河学校一个学生也没有上分数线。历史记载，1978年高考报名人数是610万考生，录取率只有7%，考不上也十分正常。这次考试虽然没考上，但仍然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台阶。那年高考的化学试卷比较容易，感谢崔老师的严厉要求和系统教学，我的化学竟然考了91分。根据当年招生政策，虽然总分不够分数线，但单科成绩超过90分的（1978年化学试卷简单，一些考生还得了满分），也算上线考生，进入预选名单，可以供招生学校选择录取。也许其它科目成绩太差，最终我还是没被录取。 1978年高考结束后，因为有化学成绩91分的突出和进入预选的表现，加上安河学校老师的鼓励，父母对我的期望从做“民校教师”提升为考上大学，决心让我复习一年再考。当时许多亲戚都劝我父母，你们就养了这么个儿子，还是回来受苦吧。言外之意，万一考上了，养儿防老的事情可能就没有着落了。母亲并不为所动。她反复对我说，我们没文化，只能受苦，眼看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只要你能考上大学，不用受苦了，我们死后也就不担心了。对于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她的想法虽然朴实无华，但在当时当地环境下，却闪耀智慧的光芒，属于远见卓识。 当时安河学校几乎没有人准备复读。文艺班的冯灵生，是少数仍然坚持复读的同学，但他通过社会关系帮助，转到外地县城更好的学校去了。我没有这些关系，只好继续在安河学校，在下一年级跟班学习。同学们都把我看做“学霸”，对我的到来十分欢迎，经常和我讨论题目。杨安平、苏振强、李刚群、杨旭明等一批同学学习十分努力，也准备参加第二年高考，与他们的交流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的学习进步。 学校的教学秩序越来越正规，对高中毕业班投入了最好的师资条件。王新国老师教语文，他刚从延安大学毕业，讲课很有激情。记得他经常带着我们朗读古文，讲解作文，对我写作水平有很大帮助。1978年底的期末考试，王老师布置一篇命题作文：在考场上。我有感而发，一气呵成。记得里面写到：“…，…。题目终于做完了，我抬头望见监考老师，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心里也踏实了。看看教室里，同学们都在奋笔疾书，只能听见沙沙沙的写字声。我心里一阵激动，仿佛看到千千万万的青年，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勇前进。…，…。”这篇作文受到王老师表扬，并亲自把我的作文抄写在墙报里，供大家学习。这个事情不大，但对于增强我学习和考上大学的信心和决心，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在跟读复习的一年时间里，我一直住在老侯的小黑窑洞里。母亲仍然像过去一样，隔三差五就在家里做些吃的，送到学校给我吃，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和物质基础。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感到学习效果更好，就在油灯下做练习题。每当老侯醒来，都会催促我赶快睡觉。我考上大学后，他经常给人讲：富民能考上大学，关键是他爱学习，能下功夫。可以说，他是我为高考发奋努力的见证人。后来每次回老家，我都去看看他，和他一起回忆当年小黑窑洞的生活片段。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10年回老家送父母上山事情结束后，离开安河前又去看看他，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了，仍然把我们一起住过的那段历史说的头头是道，让我感慨万千。 1979年7月7日至9日，我第三次参加高考，考场还是延长县中学。这次县里安排外地考生在中学教室睡觉，在中学食堂吃饭，考场内外秩序井然。几天考试下来，感到数学试卷比较难，本来寄予厚望的化学也不理想。可能是修正上年试题偏简单的因素，79年化学试卷很难，有大量实验题，我们中学没有条件，根本没有做过化学实验。考试结束后，回到家里，父母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不太好，他们也不再多说，让我好好休息。 大约过了一个月，学校老师捎话过来，说我成绩上线了，让我赶快来学校。第二天去学校，老师说我考了264分，上线了，要去延长县体检和填报志愿。同时得知，我们高中同学冯灵生也上线了。我们两个算是当年安河高中老师们的骄傲，他们对我们总是赞赏有加，在很长时间都成为学弟学妹们的榜样。动员和鼓励我复习跟读的刘振刚老师，后来见到我的父母，总是开玩笑说：这下好了，不用叫娃做民校教师了。 来到延长县招生办填报志愿，碰到一个亲戚对我说：好不容易考上了，不管什么学校，只要能上就好了，千万不要报的志愿太高，小心录取不了。我也不懂怎么选学校和专业，按照我的成绩 “能上”为基本原则，选择西北农学院作为第一志愿。考虑自己对家乡的深厚情感，选择了果树专业，希望将来能为家乡绿化发展贡献力量。后面还根据自己为国效力的热情，填报了某个炮兵学院。再后面，因为夏日里经常在山村里“仰望星空”，深邃的太空和明亮的银河给了我无限遐想，就填报了某个高校的天文学专业。最后一个志愿，填报了延安大学。因为当时延安大学录取分数最低，所以作为保底。 填报志愿后，回到家里就是漫长的等待。进入9月份，我几乎天天去安河，主要是为了到安河邮电所问一下，看有没有我的信。9月10日前后，听说冯灵生已经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更加焦急了。邮电所的人看我着急，一边安慰我，一边劝我不要天天跑来，并答应一旦有我的信，马上就给我送上来。大概是9月18日前后，村里人从安河带回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来自西北农学院，录取专业是农业经济系。 历史资料显示，1979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468 万人，录取人数28 万人，录取率约6%。那年陕西省高考录取分数线为：文科275分（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总分500分），理科250分（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总分500分）。我的成绩264分不高，对我来说已经属于超水平发挥了。在经过连续三年参加高考后，能够被西北农学院录取，我终于实现了父母的心愿，也为安河中学的老师们挣了口气，幸运地挤进了那年的大学新生队伍。 听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乡亲们都兴高采烈来我们家道喜，我的舅舅、姨姨还送来零钱和粮票等给我做盘缠。入学报到时间很紧，大学同学们回忆是在9月26日-28日。父母尽其所能，马上为我准备了一条黑毡、一床被褥，还有棉袄棉裤和棉鞋等，全部装在一个大麻包里面，捆扎结实让我背着。父母亲也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听人说外面交通和食宿常常会有各种困难，小偷猖獗也很危险，我们都忐忑不安。父母从生产队借了40元钱，给我缝在裤衩上，教我到了学校再拿出来。另外一点零钱放在衣服口袋里，路上用。出发那天，父母把我送到安河，千叮咛万嘱咐，路上一定要小心，到了学校发个电报回来。汽车轰鸣着出发了，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直流。望着安河桥头路边尘土中站着的父母，仿佛就是窑洞里那盏伫立的油灯，依然坚强地闪耀着光芒，照亮我通向未来的道路。
五、出门远行
去西北农学院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从此走下黄土高坡，踏上了出门远行的人生历程。当时交通条件十分不便，我扛着麻袋行囊，第一天到了延长，第二天到了延安，第三天到了铜川，第四天坐火车经咸阳换乘到武功车站下车，终于到达西北农学院所在地杨陵镇。出站后，学校接站的卡车就停在广场，把来自全省各地的新生拉上张家岗，在校园里分系带到宿舍，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第二天，我找到学校门口的邮电所，给父母发电报。为了省钱，只写了四个字：到了，放心。 西北农学院农经系1979级共招生64人，分为两个班，但一直在一个教室上课，我在二班。同学全部来自陕西省，关中地区最多，陕南较少，陕北只有两个，延安地区只有我一个。同学年龄分布相差十多岁，有的来自大城市干部家庭，也有的已经参加工作多年。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黄土高坡山沟里刚刚出来的我不敢多问，不多说话，遵守纪律，用心学习，老师和同学关系融洽。在评助学金时，辅导员张建生老师和班干部看我家庭经济困难，就给我评了最高等级，每月发17.5元，除了领饭票，还有5元零花钱可以用。 这样，我的生活条件一下提高到了城里人水准，零花钱也够了，唯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为了向父母传递信息和了解他们的情况，我经常写信回去。父母收到信后，找识字的人帮忙给他们读信，并通过口述，请人代写书信给我，这种沟通大约持续了20多年。记得第一次收到父母的回信，我没敢在教室打开看，晚饭后等同学们都去上自习了，才躲在宿舍一个人拆开了信封。透过字里行间，父母的话语使我泪流满面，仿佛看到窑洞里伫立的那盏油灯光芒四射，照亮了我的灵魂，滋润着我的心田。 当时父母年过半百，母亲体弱多病，父亲干活没有帮手，使我心中十分牵挂。1980年元旦过后，我就盼着放假，恨不得立即回家看看。1月下旬期末考试结束后，我马上出发，经过4天路途艰辛，当汽车开到马山村头，我就望见了魂牵梦绕的爨见村。 回到家里，父母脸上的皱纹也乐开了花。看到父母依然如故，我也彻底放松，天天睡到自然醒。家里准备了丰盛的年货，父母十分担心我在大学的生活状况，反复讲不要太过节约，该花的钱不要舍不得。因为听别人讲，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也上不起，他们说已经做好准备，如果需要钱，就把给自己准备好的两副柏木枋子（棺材）卖掉。我给他们详细介绍了在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助学金足够我花了，让他们放心，千万不要卖掉棺材。 我也十分担心父母在家里的生活状况，怕他们身体生病，怕他们劳累过度，劝他们保重身体。后来体会到，这次回家意义重大，父母和我都完成了重要的心理调整，适应了我上大学后新的家庭定位和生活状态。此后20多年，我每年都利用寒暑假回家一两次，虽然在家住的时间逐步缩短，但陪伴日渐衰老的父母，唠一唠过往的是是非非，走一走熟悉的沟沟梁梁、湾湾茆茆、坪坪洼洼、坡坡道道，到地里干点农活，总是给父母带来宽慰和快乐，使我体会到老家的温暖和幸福。
1983年春节回家过年，我和父母讨论毕业后是否继续读研究生。父亲认为大学读完就可以了，毕业后最好分配到延长，延安也可以，工作不要离家太远了。我也有些犹豫，刚上大学时，也曾经豪情万丈，梦想毕业后学成回家，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贡献力量。同时，父母年事渐高，身边越来越需要人照顾。母亲说我们也不懂，你自己考虑决定吧，只要对你发展好就行，我们在农村受苦一辈子了，还能再活多少年，不用担心。母亲的情怀和远见令人敬佩。 回到学校后，在老师们鼓励下，我报名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希望继续深造。现在看来，考研决定对我的意义仅次于高考。如果不是考上研究生，我们年级毕业分配有一个去延安农校的指标，非我莫属，后面的发展轨迹将会截然不同。 西农农经系83级硕士研究生录取了4个人，卢新生、张转时和我是本校考上，韩俊是山东农学院考生。当时研究生很少，网络资料记载，1983年全国招收各类研究生11，200多人，在读研究生有37，100人。 我的导师是解放初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的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万建中教授。系里安排研究生坐在教研室学习，和老师们见面和交流的机会很多，也参加了一些科研项目，使我走上了研究之路。1985年夏天，我参与了世界银行委托的一个课题研究，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黄土高原坡地利用效益。我利用暑假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在高中同学赵亚军、李建设、李辉、刘世林、杨建发等帮助下，开展田野调查，独立完成了我的第一篇研究报告。随后在老师指导下修改完善，以“延长县陡坡地利用方案的经济评价”为题，在万老师主编的《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86年第3期公开发表，开启了我的经济研究和论文写作之路。 1985年秋天，母亲有机会跟随来西农进修的老乡，终于走出安河，来到西农看我。虽然住的时间不长，但看了学校生活条件和周边平原富庶的农村，她老人家彻底放心了。她对我讲，你考上大学、读了研究生，咱们那儿人都十分稀奇，但也不知道具体情况。这次我来看了，你能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比咱爨见村不知要好多少倍。1985年底，我参加学校第一批试点的“提前攻博”面试，顺利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寒假回到家里，父母虽然难以理解硕士和博士的区别，但还是自豪地在村子里宣布：富民开始读博士研究生啦。父母喜欢去安河赶集，十里八乡的人们都认识他们，母亲听到“大学生妈”、“研究生妈”、“博士妈”等称呼，心里的自豪感无以言表，全都呈现在满脸生动的皱纹之间。 父母很早就操心我的婚事了，考上大学后，他们逐步放弃了给我说媳妇的想法。1986年元旦，在师兄熊义杰、韩立民的推动下，我与爱人齐汇汇第一次见面，结下了终生的姻缘。那年春天，系里派我去宁夏固原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讲授《企业经营管理》课程，那是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非正式地开启了自己的教师职业生涯。在固原一门课上了两个月，每周都给对象写信，竟然打动了她的芳心。夏天我们一起回了卢氏县，见过岳父岳母大人，终身大事就确定了。 1987年春节，我们领了结婚证，回到爨见村，按照老家的习俗，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为了过好这场喜事，父母选好良辰吉日，早早通知了十里八方的亲戚，全村老少全部参加，事情过得十分体面。我的老同学有些知道消息的，也来贺喜，有在县政府和县农行等单位工作的，亲戚们和村里相亲都十分稀罕，父母高兴的合不拢嘴。 1988年春节后，汇汇快要坐月子了，母亲第二次来到西农，帮我们做些家务。3月18日下午汇汇临产了，我借了一辆架子车，在老乡呼世斌（当时西农基础部化学系老师，罗子山人）和同学张转时（他爱人焦满玲在杨凌医院工作）帮助下，把汇汇拉到杨凌医院妇产科。晚上8点左右，女儿贾音在杨凌医院出生， 10点多我就把他们拉回宿舍了。看到母女平安，老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尝到了初为人父的乐趣，母亲也体会到了做奶奶的滋味。
1989年6月27日，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西农的“十年寒窗”告一段落。一个黄土高坡山沟里走出的农家孩子，成长为一名风华正茂、崭露头角的博士，父母无私奉献居功至伟，老师们一路精心呵护恩重如山。据网络资料，1986-1990年（七五时期）全国共培养研究生15.8万人，有6927人获得博士学位，我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十分荣幸。毕业后我也想去北京或者西安工作，但万老师和农经系老师们执意挽留，我就留在西农农经系，在土地规划教研室开始了教师职业生涯。7月初，我突然收到父母一份电报，让我马上给他们发个电报，有没有出什么事情。我马上回复电报，一切都好，刚刚答辩，毕业留校工作了。后来回家才知道，当时家乡到处流传，电视里看到我，在北京参加动乱，被抓了，带着手铐，低着头不说话。父母听到传闻，心急如焚，于是马上给我发电报询问。 留校后，土地规划教研室安排我讲土地经济学课程。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加快，土地制度创新、土地市场发育、土地管理改革，我赶上了好时代，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领域。为了促进土地管理领域教学科研发展，国家土地管理局依托人民大学和几个农业院校的土地规划专业力量，每年组织多次教学研讨，我很快成了土地经济方面的青年学科骨干。考虑到父母年迈，1990年终于动员他们离开爨见村，来到西农和我们一起生活。为了缓解“人生地不熟”、讲话听不懂的问题，我还动员呼家山我舅家的表弟李群来西农打工，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毕竟“故土难离”，离开爨见村的生活方式父母显然不太适应，一直操心老家的一草一木。好不容易住了一年，帮助照料家里的堂哥来信，说老鼠猖獗，把我们窑洞里的粮食都偷运到外面去了，父母决定马上回家。我感到他们还是在老家生活更有乐趣，就送他们回去，反复叮咛不要再种地了，保重身体最要紧。 1992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给我安排一个出国进修名额，我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学习德语一年后，去德国吉森大学进修土地评估一年。在同济大学学习德语期间，与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牛人”100多人同学，每个人都是单位里的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好在大家以小学生心态在一起，十分开心快乐。因为我在研究生阶段第二外语学习过德语，基础相对较好，与班里同学交流较多，各方面收获巨大。1993年9月，我第一次坐飞机，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对我来说，当时去德国留学就像79年秋天去西农报到一样，是独自去往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充满新奇和挑战。好在我的师兄江秀凯和夫人叶敏已经在吉森大学读博士，江秀凯亲自到法兰克福机场把我接到吉森，让我在他家住了两天，又帮我找到住处，总算度过了开始的艰难。德国进修一年，听课、学习、实习、打工、参加各种留学生活动，我的视野得到很大拓展，办事能力和自信心也显著提高，是我成长过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陌生的环境和孤单的身影，常常使我能够洞见自己的灵魂，与相距千山万水的亲人对话。记得在给父母写信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哼唱费翔唱红的那首《故乡的云》：“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 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踏著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 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归来哟，我已厌倦飘泊。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在最孤独的时候，窑洞里那盏油灯始终点亮在我的脑海，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1994年10月进修结束回国后，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存在巨大发展机遇。同时，西农距离大城市较远，学习和研究房地产比较困难，我和爱人决定换个单位，争取到大城市工作。一天，我在资料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浙江大学面向海内外招聘人才的广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浙大寄去了我的简历，说明我刚从德国进修回国，希望到浙大工作。很快，我就收到了浙江大学人事处的回信，说欢迎我来浙大工作，并邀请我先去看看。我马上买了火车票一路向东，来到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心情有些激动。浙大工商管理学院主持工作的马庆国常务副院长见面后，和我交流甚好，当即同意要我。如果按照“调动”办理，西农肯定不会放我走。人事处协调，按照引进海外回国人才政策，给我重新建立档案，分了人才房，把我爱人齐汇汇安排在学院资料室工作，安排我女儿在浙大附小求是小学上一年级，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星期办理好的，特事特办效率极高。1995年春节回家给父母汇报，他们感到走得太远了。在我解释缘由后，父母说只要对你发展有利，我们一定支持。春节过后，告别西农这个第二故乡的老师和同学们，汇汇家里找熟人开了一辆“零担车”，运载全家直奔杭州，来到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任教。 来到浙江大学，是我职业生涯的全新开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十分牵挂爨见村日渐衰老的父母。因为寒假时间较短，路途春运繁忙，我一般选择暑假回家陪父母。1998年夏天回家时，村里准备通电，需要买一个大一些的变压器，我赞助5000元，算是对村里父老乡亲的一点心意。随后住在沟里的李瑞平家里安上了电话，我每个月预约时间打电话，父母早早从村里下来，等着和我电话里拉话。虽然距离更远了，但交流比过去方便了。2000年暑假回家，父母对我讲，怕他们去世后我回来办理丧事太匆忙、太辛苦，希望按照习俗准备好所有事项。枋子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老衣在我读研究生时期也准备好了，再需要就是修个堂子（坟墓）。我就和村里商量，选好墓地，请来修建堂子建造师傅，由表弟、堂弟等帮忙，组织村里劳力参与，从沟里拉石头块到山上，给父母修建了堂子，顺便也把村里驮水的道路整修一遍，总共花费大约4万元。父母年近八旬，仍然亲自参与，修建了坚固宽敞的堂子，到地面还建了一座两米高的塔楼，里面放好石碑，刻上文字，只留下日期待补，这样父母就不用担心他们去世后，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2003年刚放暑假，表弟李群给我打电话，说母亲生病，在延长县医院住院了，我马上赶回老家。医生讲，是胆囊炎，采取了输液消炎，逐步好转了。安河学校的老同学白志刚、李世军、惠应翻等听说我回来，都来看我，还包了饺子送到医院来，让我十分感动。借着在延长县停留几天的机会，拜访了住在延长的几位当年安河学校的老师。赵群英、白志明、崔志稷、王新国等，记忆里当年意气风发的老师，已经退休或者进入不惑之年，但言谈举止依然充满爱心和智慧。母亲出院后，考虑到父母已经80多岁，在家里自理能力逐步降低，我动员他们下定决心，随我去杭州居住养老，他们欣然应允。为了防止他们找不到人交流，我让表弟李群一起陪同到杭州。
2003年7月12日，我们从西安坐飞机到达杭州，父母也实现了乘坐飞机的愿望。汇汇在求是村附近的胜利新村租了个小套，让父母和李群一起居住，我抽时间就去和他们说话聊天。天气好的时候，带他们到玉泉校区走走，看看校园的风景。有一次，周末我带父母到西湖边转转，回来后父亲腰疼，在附近的杭州市中医院住院10多天，做了各种化验，也找不出病因。出院后，给他喝了雪莲泡的药酒，慢慢才好了。估计主要是环境变化和气候不适应引起的。2004年夏天，同事王世良、胡旭初夫妇搬了新家，把求是村的老房子给我父母住，我去看他们就更方便了。 在杭州居住期间，生活条件好了，可以经常和我见面说话，还有李群表弟一起居住，但毕竟没有老家那种熟悉的生活环境，父母还是经常提出希望早点回到爨见村。可惜身体逐渐衰老，实在无法回去生活。2005年1月30日，母亲在杭州辞世，享年84岁。母亲仙逝后，父亲显得更加孤单，讲话越来越不清楚。2006年春天，呼家山另外一个表弟李志林也来杭州打工，和李群一起陪伴老父亲。2009年11月16日，父亲在杭州去世，享年86岁。2010年3月，在李群、李志林协助下，我和汇汇把父母骨灰送回老家，安放在2000年修造的堂子里，并按照传统习俗举办葬礼，全村老少和亲戚朋友都来参加，父母的人生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长跪在父母的灵堂前，我含着泪水，深情地回顾了父母近50年的养育之恩。二老驾鹤西去，含笑九泉，但窑洞里那盏油灯依然明亮，照耀着我的生命和前程。 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走到哪里，最爱听的就是程琳演唱的经典歌曲《信天游》：“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大地留下我的梦，信天游带走我的情，天上星星一点点，思念到永远”。夜深人静时，在电脑里打开地图，找到爨见村的方位，仰望窑洞里那盏平凡的油灯，犹如天空璀璨的恒星，闪耀着无尽的光辉，直到永远。
2019年3月18日，写于杭州西溪诚园守纯苑家里。
排版、校对：嘉旭
审核：嘉禾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芙蓉轩主人”
相关文章链接：
· 贾生华 | 窑洞里那盏永恒的油灯——怀念父母养育之恩（上）
允中&德音招聘链接汇总（长期有效）：
- 还没有人评论，欢迎说说您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