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讲探讨了存在于礼乐文明背阴面的文化现象,它既与音乐有关,却不是典型的音乐现象;也往往与音乐无关,而被人当作音乐文献误读和抛弃,中国音乐文化史上有许多被遮蔽的这类背阴面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但,为什么几千年来这些背阴面的现象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为什么礼乐文明会拖着个长长的阴影?这些现象有什么样的情状?在正史材料与边缘材料之间苟存着的这些边缘思想,有什么样的研究价值?为什么一些著名于音乐史的人物兼有占卜家身份?音乐史家以为是民歌的文字却出现在占筮卜辞中?而一些乐图却暗示着占图?对于这些东西,今天的人们不能回避和假装看不见,从思想史的意义上不妨开展思考。

[关键词] 思想史;背阴面;边缘材料;边缘思想

作者简介:罗艺峰(1948— ),江西省九江市人,西安音乐学院(二级)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澳门城市大学澳门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音乐美学、音乐思想史、音乐人类学。

第六讲是我们这个栏目今年安排的最后一讲,当然不是说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音乐思想史上尚有许多没有人讲过、缺乏研究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特别、音乐学术界很少人讲过的领域,即音乐思想史的背阴面。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人讲过了音乐思想的正面内容,如儒家礼乐思想、道家音乐思想、法家音乐思想、墨家音乐思想、阴阳家音乐思想等等,都可以算是正面内容。何谓“正”?乃是因为它被正史和经典记述、主流文化认可、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价值,评价可能不同,但能入《经》入《史》,当然有正面价值。

按一般道理,有正面就有背面,它仿佛是历史向阳面的阴影,也就是大多反映在边缘材料(但不只是在边缘材料)里的,具有思想史特殊价值的、非主流的(有些时候还真不是非主流的,因为在“经”里也有这些)边缘思想,这个存在于背阴面的边缘思想有什么值得讲的东西呢?

思想史家葛兆光最近有一本书《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①讨论了中古时候的道教史上的问题,其中有“文化史的背阴面”一讲,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诘问:

周孔之后,华夏已经文明了吗?

殷商到西周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型,建立了从家国秩序、礼乐仪式、伦理道德延伸出的礼法制度,似乎已经文明,但“在主流社会仍然延续汉代儒法秩序的同时”,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中,一直存留了很多反礼乐文明的习惯”[1],历史阴暗处仍然保留了许多不文明、非文明甚至反文明的东西。

人类学家邓启耀近期也有一部值得关注的大书《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②与思想史家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说的是文化背阴面,一个说的是历史暗流,但其结构性思辨大略相同。该书通过大量事例,提出反思:“巫蛊信仰为什么会在中国人心中存在上千年,至今没有消失?这种系统地隐藏在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中的东西,又反映了一些什么问题?”[2]这个历史投射在现实中的长长的阴影,说不清、道不明,跨学科、反文明,其中巫术、宗教、医学、心理学等混而为一,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这些东西与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有什么关系?按葛、邓二家之说,音乐思想史有背阴面、有暗流吗?今试为之说。

师旷是音乐家还是占卜家?

我们先看一段记载于主流史书与经书而对于音乐史却是边缘材料的一段话:③

《左传·襄公十八年》: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④

这段文字,音乐美学史家放在《资料注译》“附录”,入不了正文,评价不高并归入“以乐听风说”,[3]且董叔和叔向的言论删去不录;[4]音乐史家编纂《中国古代乐论》《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则不见辑录;[5]许多音乐史著作也完全看不见,⑤不过,音乐考古学家李纯一《先秦音乐史》罕见地不仅引用此一史料,还指出其占卜本质,同时涉及了上古音乐家凭借音乐迷信参与军事吉凶的事实。[6]其实,还有一段与大音乐家师旷相关的史料,也在襄公十八年: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7]1965-1966

两则史料都涉及春秋时期善听的大音乐家师旷,晋平公的著名乐师,也是盲瞽。问题是,这些记叙背后真实的内涵是什么?怎么理解?一个盲音乐家为什么能够判断战争胜负并被人相信?换言之,师旷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当时社会的思想氛围、思想土壤如何?

我们先了解其内容。

按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记事体史书,两则史料讲的是襄公十八年发生(公元前555年)的晋楚、晋齐之战。前段史料讲晋楚之战,在楚军三路进攻,又逢冻雨的情况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8]898-899这就是董叔所说“南师不时”,打仗没有逢到好天气。为什么说“天道多在西北”?因为这一年木星在黄道带经过十二星次的娵訾,于十二支中为亥,所以天道在西北。叔向所谓“在其君之德也。”杜注:“言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还能不败吗?问题是,师旷为什么骤歌北风,又歌南风?进而得出“楚师必败”的判断?(杨注:“骤,数也,屡也”,杜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杨伯峻解释说:“风指曲调,《诗》有国风,即各国之乐曲。北风南风犹今云北曲南曲。”且指出:“古人迷信,多以乐律卜出兵之吉凶,《周礼·大师》所谓‘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昭吉凶’是也。师旷歌风亦类此。”[8]899 杨注确切无疑地解释了师旷是在吹律占卜以昭吉凶,“歌”即“吹”,即吹律管,杜注是对的,但不一定如杨注过度解释真的唱南北曲,其实与八方风有关,这对于解释师旷的思维逻辑很重要。

吹律占卜是上古常有之事,按《史记·律书》,作为万事根本的“律”,于战争关系甚重,所谓“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⑥文献中董叔、叔向都是晋国大夫,⑦也是有文化懂得天文地理的文明人,却也相信师旷的占卜结论,可知这是当时普遍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氛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上古时有乐师随军制度,师旷这样的盲音乐家才得以参与军事,随侍在君王身边;⑧其二,上古乐师兼有卜筮的巫师功能,能够听声知吉凶、卜胜负、决未来,故不奇怪北宋陈旸《乐书》专设“律吕听军声”一节。[9]我们在《春秋左传》中不难发现一些著名占卜家出现在战争和政治生活中,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知天数者占验军国大事(《史记·天官书》),他们观星望气、吹律听声,形成一个普遍的思想土壤和思想氛围。而一些占卜文献列入师旷并有托名师旷的《师旷占》流传一点也不奇怪,⑨许多著名于音乐史人物同时兼有占卜家身份,如大家熟悉的伶洲鸠、师旷、京房、王朴、蔡元定等也都入了占候家之列。⑩师旷的一些音乐行为如果不从此路径思考,则很难解释得通,如《史记·乐书》中喜欢靡靡之音的晋平公,不听师旷劝阻,执意要师旷演奏,结果“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继而要求演奏最悲的乐曲,“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10]171-172若师旷不是占卜师,当时没有这些占卜活动的普遍存在,今人如何能理解这段史料?我们结合第二段史料的晋齐战争,再看师旷的作为。

齐侯被晋人施以小计而偃旗息鼓,趁夜悄悄撤军。“丙寅晦”是讲日子,即十月小,晦,二十九日(杨注:“言晦者,乘无月光而逃”),按春秋时期鲁、晋等国所用历法多为周历,即以十一月冬至为周正建子⑪,故丙寅十月在北方已经很冷了,所谓天不时,打仗不合适了。而师旷所说的“鸟乌之声乐(lè)”最为关键,杨注引《传》指出:“‘城上有乌’”,皆古人以乌测敌营之法”[8]894,叔向和邢伯、中行伯等在平阴城自然也听到“城上有乌”,故告晋侯“齐师其遁”,这是当时常见的“鸟占”之法,即《孙子·行军篇》所谓“乌集者,虚也”,以鸟乌集聚可卜知敌营空虚如否,善听又善占的师旷是熟悉此一占法的。

由此两条史料可知,师旷占法一是风占,二是鸟占,其思维逻辑与《易》相关。⑫占风是依照八卦体系将四立、二分二至八个节令和四正四隅八方结合起来,形成八风的系统,八风各有情状,占者依占法则断吉凶。[11]为什么说“天道多在西北”?《春秋左传》:“晋、楚各处其偏。晋处北,楚处南。”晋在西北,西北为乾卦,五行属金;楚在东南,东南为巽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生克关系,金克木,这是天道;按地理形势,西高东低,这是地利。按古代八风说,西北为厉风,东南为熏风(《吕氏春秋·有始览》),按“厉”字:《论语》“听其言也厉”;《说文》“严也”;又《广韵》“烈也,猛也”;《礼·表记》“不厉而威”;《玉篇》“危也”。按“熏”字:《诗·大雅》“公尸来止熏熏”;《传》:“熏熏,和悦也”;《笺》:“熏熏,坐不安之貌”。显然西北风强,东南风弱,此战想不打赢都难。而按《观象玩占·五音相动风占》日辰和方位纳音,⑬“宫日风从巳亥角来,为宫动角,有兵战。人主忧,客兵伤丧”;“宫日大风从乾上来,有暴雨水涌”。⑭这简直是师旷占法的注脚!而所谓鸟占,北宋哲学家邵雍在其名著《梅花易数》中讲:“鸟占者,见鸟可占也。”一是数鸟的只数占卜,如一只为乾,二只为兑之类;二是听鸟叫声而占其吉凶,鸣叫悲咽者主忧愁,鸣叫嘹亮者主吉庆;不同的鸟有不同吉凶祸福,如鸦报灾,鹊报喜之类。[12]师旷是盲瞽,只能听鸟声而占,结合当时方位、时位、卦位、律位知识,而判定楚师必败,这便是师旷的思维逻辑。

那么,师旷究竟是音乐家抑或是占卜家?都是,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师旷的确是春秋时的大音乐家,⑮同时也是当时的大占卜家,如前文所述,这种情况很普遍,非师旷一例。

对音乐思想史而言,这一史例和其弥漫的占卜氛围说明什么?为什么说是礼乐文明的背阴面?春秋时期有发达的礼乐文明吗?有!通读《春秋左传》,不难发现当时有大量礼乐活动存在,可以说五礼俱全。按西汉·刘向《战国策·书录》,周室自文、武始兴,已有非常发达成熟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虽有礼崩乐坏,却也有贤臣挟君辅政,仍然以礼乐相邀。[13]杨伯峻说:“全部《左传》中,讲‘礼’的次数比讲‘仁’的次数多得多。”[14]49如各国间有歃血为盟之礼;有建都之礼(隐公元年);有战争之礼(庄公二十九年);有丧葬之礼(隐公三年);有人伦六顺之礼(隐公四年);有饮酒之礼(庄公二十二年);有夫妻之礼(庄公二十二年);有命名之礼(桓公六年);有修好之礼(僖公九年);有祭祀社神之礼(庄公二十三年);宗庙考官有“祓社衅鼓”初献六羽之礼(隐公五年)等等极多礼仪。而直接与礼乐舞有关者,有隐公五年的节八音行八风的用乐佾礼;文公四年的赋《诗》宴礼;文公七年的六府三事九功的无礼不乐之礼;襄公四年的“聘礼”和“咨礼”奏乐之礼;襄公十一年提出的“乐以安德”的礼乐思想;昭公元年提出的“乐节百事”的礼乐制度;昭公二十年提出的和、同礼乐观;昭公二十五年郑国子大叔对赵简子“何谓礼?”的回答;襄公十年的诸侯观舞之礼;二十九年著名的季札观乐之礼等,加上音乐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卷呈现大量春秋时期实物史料,以及音乐考古学家李纯一、王子初、方建军、王清雷等著述,[15] 再参看生活于此期的孔子(公元前552年—公元前479年)言论(《论语》),都证明其时有发达的礼乐文明。尤须注意的是,从史料上看,能够把师旷占风、占鸟事迹记入儒家六经之一的《春秋》,足可证明音乐思想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相反相成,这恐怕是当时真实的思想状况。

是民歌还是占辞?

我们在一些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常见到被引入作为奴隶社会民歌的《易经》爻辞,这是些文句短小而押韵的文字。[16] 常引的有:

《易·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易·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易·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易·离·九四》:“突如其来。焚如,死如,弃如。”《易·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悯其孚,于食有福。”《易·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易·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一握为笑。勿悯,往,无咎。”等等。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开篇即确定《易经》性质:“《易》本卜筮之书,故未派寝流于谶纬。”[7]5 古今学者皆承认其占卜谶纬的作用,陈鼓应等做《周易》今注今译,皆以“筮得”释卦爻,“筮”即蓍草占卦,《说文》:“筮,易卦用蓍也。”《广韵》:“巫咸作筮。”筮,决也。故所谓爻辞不过是占筮之辞。近代以来音乐史写作将这些爻辞视为民歌,似乎从未得到学术性证明或解释,而人们却在努力把这些东西从背阴面拉到正面、前面来,赋予它正面意义,所谓反映当时人民劳动生产、婚姻制度、战争情况、奴隶生活、贵族意识等,似乎在认真地否定这些文字的占卜性质。然真相是,它们确实是占卜之辞。

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所以,爻辞必然与占验内容相关。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正好遇上《归妹》卦(兑下震上)之《睽》卦(兑下离上),史苏卜曰:“不吉。”杜豫注:“《归妹》,女嫁之卦;《睽》,乖离之象。”[14]309 唐·孔颖达疏:“《象》曰,承虚筐者,筐本盛币,以币为实。今之无实,正是承捧虚筐,空无所有也。”[18]293今人释:“筐无实,羊无血,皆为不祥之兆,又比喻婚姻一场空。”[17]489无论是按古代史苏、杜预之言还是现代学者解释,《归妹·上六》的爻辞其实只是占卜之辞,无关乎民歌。《易·贲·六四》的这段爻辞讲的是:“筮得四爻,所乘马匹装饰盛美,白色的骏马高大强壮,这不是前来寇抢,而是迎娶新娘。”[17]209就是王弼注所言“匪寇乃婚,终无尤也。”[18]145《贲》卦讲的是婚媾使男女相合,其卦下离上艮,离为日,艮为山,正是太阳下山之象,古有黄昏娶妇习俗。《说文》:“婚,妇嫁也。礼,娶妇以昏时。”又可参《屯·六二》爻辞,其含义也反映了占筮的要求,婚嫁须年纪合适,否则不吉。《离·九四》的爻辞是说“筮得四爻,贸然前来,气势逼人,这是自寻死路,必被毁弃。”[17]279“离”本有罗网之意,又可训为附丽,孔颖达疏“正义曰:离之为卦,以柔为正”。又说“若柔不处于内,似妇人而预外事也。若柔而不履正中,则邪僻之行,皆非牝之善也”。[18]145但“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古俗有黄昏击缶大叫以驱邪魅的风俗,不则为凶。《中孚·六三》爻辞按陈鼓应今译,“筮得三爻,有所获,一方面鼓而歌之,一方面又疲而泣之(喜忧得失参半)”。[17]455“得敌”是有所获,但从卦象来看,陈注《象》辞说:“或鼓或罢,位不当也。”意思是六三不中不正,不中不正则不可言信,无信则非咎即凶,因为时位不当。初、二、四、五非中即正,所以得无咎;三、上则反之。故三、上虽有应二鼓歌、高鸣一时,终必疲泣二凶也。[17]551《中孚》卦本来就是筮占舟行水上,与是否平安吉凶有关,故其爻辞也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民歌。《易·睽·六三》,按筮得三爻,意思是开始不顺利,结局却很好,牛车被人拉着往后(曳),牛却往前(掣),比喻乖违,“睽”即乖违之意。而拉车的人却受过劓(割鼻)刑,古俗以为遇见或梦见刑人不祥,故筮得“无初有终”。[17]343《易·萃·初六》筮得初爻,卦兆显示终局不好。“萃”的意思是“聚”,即聚敛、聚财,如果不以正道去聚,就必然“乃乱”“嗟如”;如知诫慎,则前往无害,聚蓄的道理应该符合天道。[17]403-407

总之,《易经》的卦爻之辞,是巫史筮占之辞,这类占辞多为短小押韵的形式,却不知道是吟诵还是唱说?即使是唱,也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民歌。就上古而言,爻辞和民歌的发言主体完全不同,爻辞是由巫史卜筮之人发出,民歌是底层民众和奴隶的创作;而其文化功能也完全不同,卜筮爻辞必有占验预测的作用,民歌则主要是抒情达意的功能。音乐词典上“民歌”条目例举了《诗经》《楚辞》、汉乐府、唐曲子和明清小曲,[19] 却独缺《易经》爻辞,其中或有深意焉!

另外一类是作为音乐史料的谶谣,如音乐文献学家吉联抗辑译的《秦汉音乐史料》有辑入,[20]这些东西古人称为“诗妖”;还有学者著《二十五史谣谚通检》,[21]收罗此类材料颇多,栾保群《历史上的谣与谶》一书,[22]也搜罗了周秦以来到清朝近三千年的谶谣多首;历史学家陈寅恪研究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也曾引用了当时谶谣:“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⑯但,这些东西为什么能够进入音乐史?或许因为谶谣是一种可以韵说也可以干唱的徒歌,即不要伴奏的谣唱。这类谣歌在古代往往又由小儿唱出,叫作童谣;或者由僧、道、疯人发出,叫作谣言;或是铭文石刻题壁展示,叫作碑谶或壁谶,或者典籍传播,叫作谣谶、诗谶。但必须是谣中含谶,即有预测内容,否则不能视为谶谣,显然,这类东西虽有谣唱的性质,却也很难说是纯正的民歌。本人所著《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把这类材料处理为音乐思想的“前史”,[23]也正是本文所说处于思想史背阴面的东西,它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而与音乐史、音乐思想史同时存在。

乐图背面有“暗码”吗?

中国有“左图右史”的传统,按明代王圻《三才图会·序》所说:“天下之道见于言者,六经尽之矣。见于象者,羲之画、河之图、洛之书尽之矣。然洪荒之初,文字草昧,自龙图告灵而后画尽之、筹又继之,六经益瞠乎后尔!是图又为吾道开山,宜与六经并传不刊者也。”这正是图史并陈、经图互证的道理。而音乐完全依靠文字陈述,显然有不足,故在古代音乐史上也有不少乐图,唐宋以后尤多,⑰引发音乐学者的注意和研究。⑱什么是“经乐图”?按孙晓辉所论:“经图学中的‘乐图’是一种在经学图疏体文献中传递音乐文化符号的图文类型,其中包含律吕相生图、旋宫图、乐器图、郊庙乐仪图等多种音乐图像,其直接反映了古代音乐知识体系及其符号的意义表达。”[24]这一表述在经学背景下是可以接受的,但一般音乐图像学按美术图像研究的路子研究这类图经,难以显豁其深层内涵,当然也不容易确解其义。为什么?因为许多古代乐图有自己的“暗码”,并非仅仅是如表层所见。⑲此前我曾对元代余载的《韶舞九成乐补》的舞图初步进行了探索,以为摸到了一些深层的与河图、洛书相关之数理内涵;[25]在此本作者结合题旨试图找到一些常见乐图的“暗码”,也就是“明码”的反面,看看能不能通过“解码”得到新的认识,以对音乐思想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从《周礼》到宫悬图

北宋陈旸《乐书》有“乐图论”,所列各类乐图不少,而最堪注意者是宫悬图,因为它上接周秦、下启汉宋明清,影响深远,其内涵和“暗码”值得探究。古有宫悬制度,所谓天子宫架、诸侯轩架、大夫判架、士特架,自周、孔以来便是定制。⑳

先看“宫悬图”(见图1、2):此图以四方四隅定格,反映了两分两至的天图结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对应《易经》坎、离、震、兑四正卦;还含有八风内含的方向:东北炎风、东方滔风、东南熏风、南方巨风、西南凄风、西方飉风、西北厉风、北方寒风(参《吕氏春秋·有始览》《史记·律书》略异),同时暗示着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以实现“节八音而行八风”目的;内图所示不仅有东南西北四方,还有五行应春水、夏木、秋火、冬金、中土,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十二律吕;四方四隅所置乐器:四方所置是钟磐,北方子,律应黄钟、大吕、应钟;南方午,律应蕤宾、林钟、中吕;西方酉,律应南吕、夷则、无射;东方卯,律应夹钟、太簇、姑冼。而柷、敔两件节奏乐器则分别居于东、西方向,且数千年未变;㉑四隅安排鼓类乐器:建鼓、朔鼓、应鼓。那么,这里有“暗码”吗?我们来做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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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图示反映的是周制,暗伏天道、易理与乐图的同构关系。上古天文是周正建子,所有乐图、律图,只要是以子应黄钟,皆为周制。“子”在十二辰中正是《易》图上的《复》卦(坤上震下),初九爻有“一阳来复”之义,按孔颖达疏:“惟七日来复,乃合于道也。”[18]152 按朱震《汉上易传》“十二律相生图”、王圻《三才图会》“律历卦爻图”,十二律皆对应《易》卦,意在“招本”,这个“本”即天道,而天道循环,卦气消长,故生生不已。黄钟为律母,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律与音配,往复无穷,亦生生不已。实应太史公“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此所谓律数”之言,且此亦可沟通西汉京房的卦气理论。㉒

其次,宫悬图暗伏了空间和时间的行运,暗示了律吕占时的功能。图示中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八风对应四方四隅,这是空间安排;十二律对应十二辰,是时间安排。古有“律吕应二十四时”即音律对应节气的观念(《三才图会·人事十卷》),如黄钟子月,冬至音比黄钟、小寒音比应钟;大吕丑月,大寒音比无射、立春音比南吕等等。按“辰”古文也写作“”巫师当可占时,律吕之事既与占筮有关,则律吕亦可占时,故古今占卜家都热衷于以乐律行运图示来卜筮吉凶,是为必然。

再次,古乐图也有一种类似“全息性”思维,即“同心一统”。它往往把阴阳二气、四方八风、天干地支、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十二律吕等统统纳入一个叫作“十二律相生相应同心一统图”(《三才图会·人事十卷》),从而进入非音乐的语境而发生跨界解释效应,故必有各类占筮图书涉及乐律、乐舞、乐事、乐器,如宋·朱震《汉上易传·阳律阴吕合声图》,11月建子应黄钟律,十二律对应天上星宿,有着特定的方位和时辰,也对应着地上的分野,还有相应的神话,包含古代的文化意识,故六律六吕的运行变化可以发出特别意义的占验语言。

乐图的空间结构非常值得注意,它反映了制图时的空间意识和空间模式。本文所例举陈旸《乐书》“宫悬图”,竟与考古出土西汉“式盘”(见图3)可相互比勘:所谓式盘是一个天圆地方模拟天地大道运行、用于推算历数或用于占卜的工具,这里有天干、地支、八卦、星宿、北斗、四方四隅等,旋转圆盘就可以勘天舆地。它以物质形态固化了时间与空间统一的观念,也留下了科学与迷信混融的思想形态,并进入了《六壬》一类风水学。而《黄帝宅经》的阳宅图(见图4)更含有图示化了的上古迷信,同样包含了四正、四隅、干支、八卦、天地人鬼等内容,它的时空构图模式,竟与“堂下乐图”(见图5)完全一样!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古代乐图是建立在纯粹音乐意义上的吗?为什么乐图与占筮卜测之图这么相像呢?为什么古人喜欢这样构图,他想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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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大宗伯》或可提供一种解释。“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10]19 这段文字反映了上古盛大烦琐的祭祀活动,“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祇……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若要天神降,则于冬至日地上圜丘奏击雷鼓、雷鼗;若要地祇出,则于夏至日泽中方丘奏击灵鼓、灵鼗;若要人鬼礼,则在宗庙之中奏击路鼓路鼗。按周制,是以雷鼓救日月、以灵鼓攻猛兽、以路鼓达穷者,且“鼗”有“兆”义(《说文解字注》),即可占验吉凶,显然这些乐器的安排有宗教性意义,所以乐律学家朱载堉指出这不过是降神之乐(《律吕精义》)。陈旸《乐书》有夏至鼓、冬至鼓,也值得注意,因为它反映了时间和空间意识。这便是乐图和占图中相同的两至两分的时间结构和四方四隅的空间结构,四隅置鼓、鼗则在占筮卜测之图上更常见(《古今图书集成·术数全书》)。在本文作者看来,《周礼》大宗伯、大司乐的文宇,实则是上古祭祀天地人鬼的宗教性活动的记载,也反映了“礼”和“教”的边界模糊。故,明图与暗图,明码与暗码,也不那么分得清晰明白,乐图、律图、易图、天图、占图,往往跨界互呈,这也正是许多非音乐内容进入乐经图谱的原因。

(二)律图、易图、占图乎?

朱子论律吕说:“河出图,洛出书,而起八卦九畴之数,听凤鸣而生六律六吕之声,因思黄帝造律一事与伏羲画卦、大禹赐畴同功。况度量权衡皆起于律而衡运生规,规生圆,圆生矩,绳直准平,至于定四时与六乐,悉由是出,故曰律者万事之根本。”(《朱子语类·答廖子晦》)其实这不过是古来已有之思想,揭示律与《易经》八卦和《河图》《洛书》的关系,深通《易》理阴阳哲学的乐律学家朱载堉直白地说“先儒以八音配八卦”,则把河、洛与易理贯通起来做出律吕图和乐舞图。[30] 所以,不奇怪许多乐图、律图、音图、舞图暗伏河、洛、易的数理,而有圆图、方图、九宫图、天圆地方图,需要去认识和解读。

比如明代朱载堉《小舞乡乐谱》之“二佾缀兆图”(见图6),其舞人之数暗合奇偶,四象八卦;舞容之状暗合四时风雨,人伦政教;舞序之变合于三成四变,含圣数十二;舞图走步暗合于乾坤宇宙,外圆内方;击节乐器则表现着二十四节气,而舞具则合四时农事。这个图示与许多占筮图书的空间观念几乎相同,且与河图、洛书的数理联系。再如《明堂运律图》,[32]明堂是古代天子随季节轮换居住施政的宫殿建筑,汉《礼记·明堂位》等文献述之极详。这个图不仅暗伏季节、月份、方位、分至、四方、四隅、五行、听朔、闰月等,且其建筑结构与建立在周正建子、黄钟对应11月冬至的律吕运行结构完全统一,还暗伏《洛书》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也即所谓“龟背之象”,数学史上把这组数字称为“三阶幻方”,即朱熹《易学启蒙》所揭示的“洛书之纵横十五,则七八九六迭为消长,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则三伍错综,无适而不遇其合焉”。[33]这也成为元·余载《韶舞九成乐补》舞图的暗码,[25]从运律图来看,不难发现其深层结构与《易》图的关系。唐《乐书要录》“一律有七声图”、北宋陈旸《乐书》“二十四气图”、南宋朱震《汉上易传》“阳律阴吕合声图”均可见以律应天的思想观念,乐律、时间和空间都归入统一图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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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观念起源极古,延续极久,影响极深。归其本,则是以《易》为其暗码而可追溯到更古老的河、洛图示。是故,音律图与易经图相关一点也不奇怪,正是在许多乐律图、乐舞图、乐悬图甚至乐器图的背后,隐藏着《易经》的暗码,[35]而这一暗码的秘密,却是流行于上古的《河图》《洛书》,作为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和理解这类现象的前置性知识,它提供了最早的象数思维和时空一体化结构,㉓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元代的余载作《韶舞九成乐补》要以河、洛图示为乐舞设计根本,因为河、洛数理图示正是其乐舞图的暗码。音乐文献学家论乐图引入大量卦爻运律、图谶说乐,乃至于河图、洛书类文献,是为必然。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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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上讨论,无非是想从人事、歌谣、乐图三个方面把中国音乐思想史的背阴面,也就是暗码揭示出来,其实背阴面的东西尚不止这些,但不妨进一步认识思想史背阴面的问题:

其一,中国音乐思想史的背阴面与向阳面或反面与正面,反映的不是否定性逻辑,而是互补同在的关系,暗码与明码往往同时存在,且学科边界模糊,反映了边缘思维的特点。

其二,背阴面的材料既存在于正史和经典中,也存在于野史和筮占小道中,古代史家常把这类材料归入“五行”“灾异”类别,也即边缘史料,但“小道亦有可观”,未可完全无视。

其三,这类背阴面的东西,如同礼乐文明长长的阴影,反映出其非音乐、非文明的性质,却至今仍有影响、有人信奉。正如同现代大学里讲《易经》哲学城市背街小巷也有人用它算命一样,西方自毕达哥拉斯提出“音乐命理学”以来,一直有人相信这类东西,可见也不是我们的特产。这或许是一个文化心理学(病理学)问题,超出本文究诘的范围,兹不再赘言。

注释:

①该书揭示了道教史上不堪的一面,所谓“涂碳斋”“自搏”“过度仪”“男女合气”等野蛮风习,同时引西方学者著作,讨论了“文化史的背阴面”问题。

②该书不仅记录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极为丰富的民族学资料,还深刻地揭示了巫蛊作为深潜在文化中的历史暗流,讨论了人心的暗黑之处和神秘的文化系统。

③近代以来,儒家六经已经被看作是史料,六经皆史的学术意识很普遍。(见:陈璧生.经学的瓦解: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④《春秋左传》是鲁国编年体史书,叙事起止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历代注家主要有(晋)杜预、(唐)孔颖达、(清)刘文淇、今人杨伯峻等。本文所据引文为(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965-1966;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8:894-895,899。

⑤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修订本)[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蓝玉崧.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等。

⑥律,可指律管,有音乐功能(《中国音乐词典》);也可视作占筮工具,有占卜作用(《易·师·初六》爻辞:“《象》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失律凶也。”);律管还可以分气,即葭灰候气术(《尔雅》释“律”);就是贾湖骨笛也不会是纯粹的乐器,而兼狩猎工具、施行巫术的法器(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天文考古学家则把贾湖骨笛看作是候气测天定时的律管工具(冯时《万年中国》)。

⑦董叔,晋国大夫。叔向,名羊舌肸,字叔向,晋国上大夫,其家族为公室远支。

⑧李纯一引证《国语·晋语五》以为当时有乐师“随军征伐”的制度。(见: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99.)

⑨本文作者所著《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一书有“中国音乐思想的前史研究”章,备述历史上的音乐占卜和音乐谶纬,有关师旷的占书、占法、占例的陈述,可参。

⑩可参:王玉德,林立平.神秘的术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张家国.神秘的占候[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张其成.易图探秘[M].北京:中国书店,1999;俞晓群.数术探秘[M].北京:三联书店,1994;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M].济南:齐鲁书社,2003;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5;等。

⑪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中“春秋历法概说”一节明确鲁历、晋历皆用周历,即冬至建子历法。(见: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58-60.)

⑫《春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引大量卦占明确了《周易》作为占筮逻辑的基础,而《易》出现极早,一般认为在公元前11世纪已形成。

⑬“纳音”是把十二律与五音得出的六十音,与六十干支配对,即把宫商角徵羽纳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逻辑,以占吉凶的一种独特占法。

⑭音乐类论文中有论者引“宫动角”“宫动羽”“徵上宫”“宫上宫”等语误以为是在讲乐律问题,而大加挞伐,判为思维混乱云云,实皆五音风占辞而已,与音乐无关,乐律学家提醒研究者不要陷入这类“泥潭”(李玫《律话校释·前言》)。值得注意的是,师旷、师挚、伯牙、京房、杜夔、信都芳、万宝常、魏汉津、蔡元定等列入《中国音乐词典》的古代乐人和乐律学家也同时也被列入占卜家,他们大多善于五音占风术。

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列有古今人物1931人,其中有师旷等许多音乐人物。

⑯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以为“此歌谣之意,谓李唐树突厥之白旗,而突厥兵从之。”(见: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112-113.)

⑰如(明)王圻、(明)王思义《三才图会》纳入乐图23种,涉及乐器、乐舞、乐律、乐悬等内容。(见:(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人事·卷九[M].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刻本.)(清)戴长庚《律话》也以大量图示表达乐律内涵。(参见:李玫,等.律话校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

⑱相关研究成果如:孙晓辉,李慕子.经图学背景下的乐图考——《三礼图》《六经图》之乐图考论[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5(01):67-84;余作胜.宋祁《大乐图义》考[J].中国音乐,2024(03):129-137;蔡秉衡.论文庙释奠奏乐图的流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8(01):1-11+73+177;阚笑言.《三才图会》中的音乐史料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2;崔晓芳.陈旸《乐书·乐图论》胡、俗部乐器述论[D].天津音乐学院,2024;郑长铃.陈旸及其《乐书》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4;等。

⑲葛兆光曾引余英时言论说:“历史也好,文学也好,都有很多‘暗码’也就是‘秘密’,学者不仅应当看到桌面上明着摊开的牌面,而且要能看透台面之下扣着的暗牌,这样才是好的历史学家。”(见:葛兆光.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46.)

⑳从关于考宫之礼的注释和《春秋左传》关于“万”舞的经文看,其时已有成熟的八佾礼乐制度,时当鲁隐公五年、周恒王二年。(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8:34,35,39;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宫悬[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123.)

㉑可参罗艺峰.从柷敔的器用及思想内涵看雅乐在东亚的文化可公度性[M]//罗艺峰.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附录四.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按:本文首发于2012年《韩中修交20周年纪念音乐学学术大会论文集》。)

㉒所谓卦气,是以卦爻对应节气、地支、阴阳消息与天地运行相配属的一套思想学说,主要由西汉京房创立。

㉓ 按朱熹和蔡元定,洛书九宫是周、孔以来的文化观念,汉、宋历律思想和易学思想,与此有极深关联。可参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两书。(见:朱杰人,严佐之.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㉔孙晓辉、李慕子《经图学背景下的乐图考——〈三礼图〉〈六经图〉之乐图考论》列有图谶类《河图》二十卷、梁《河图洛书》二十四卷及《河图龙文》一卷、梁《乐五鸟图》一卷、梁《孝经杂纬》十卷等;《宋史·艺文志》载易类:成玄英《流演穷寂图》五卷、陈抟《易龙图》一卷、范谔昌《大易源流图》一卷、刘牧《易数钩隐图》一卷、张果《周易罔象成名图》一卷、叶昌龄《图义》二卷、李西平《河图传》一卷、李遇《删定易图绪论》六卷、朱震《卦图》三卷、陈高《八卦数图》二卷、吴仁杰《周易图说》二卷、李椿《观画》二卷、孙份《周易先天流衍图》十二卷、《易纬稽览图》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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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明) 朱载堉. 律吕精义 [M]. 冯文慈, 点校.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8.

[31] (明) 朱载堉. 乐律全书·二佾缀兆图 [M]. 明万历郑藩刻本.

[32] 罗艺峰. 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 [M].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 102; (宋) 聂崇义. 三礼图集注·卷四“明堂图” [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129.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朱熹. 朱子语类·月令·明堂图 [M]// (宋) 黄士毅, 编. 徐时仪, 杨艳汇. 朱子语类汇校·卷八十七. 2014: 2264.

[33](宋) 胡方平, (元) 胡一桂. 易学启蒙通释 [M]. 谷继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34] 乐书要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6-47.

[35] (宋) 朱熹. 汉上易传·卦图卷中 [M].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

[36] 罗艺峰. 从柷敔的器用及思想内涵看雅乐在东亚的文化可公度性 [M]// 罗艺峰. 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附录四.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

原文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5年第6期编辑:悦樂

排版、校对:嘉旭

审核:嘉禾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听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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