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您作为《儒藏》“精华编”主编之一，在“精华编”工程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的，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当时您有哪些方面的担忧或者是期待？
彭林：2003年，北京大学编撰《儒藏》的项目申请获得上级批准，不久，汤一介先生给我电话，略述《儒藏》课题的概况，并邀请我担任经部礼类的主编，我当即婉言谢绝，原因是鉴于我此前参加过的几个集体项目的教训。下面试举其一。
1989年，我博士论文刚通过答辩，迅即被邀参加国家古委会的某古籍丛书整理课题，参与者有十几位，每人负责校点其中一种。课题负责人要求诸位三年内交稿。我性子急，两年即交稿。不久，又有两部书稿完竣，但其他作者似乎已将此事忘却，多数人尚未动笔。而出版社要求在全部书稿“齐、清、定”之后，方才安排审编、付印。如此，只要有一位作者不交稿，则谁也无法见到此书的出版。
此丛书的命运还与出版社负责人的去留捆绑。数年之后，上海该出版社负责我们课题的副社长退休，新任副社长忙于上自己的课题，无心顾及我们的书稿，我们给出版社写信，无人回覆（传统规范写法）；打电话，无人接听。其间，香港有出版社对我们已完成的几部书稿有兴趣，表示可以单独出版。我们联系出版社，希望讨回书稿，但被断然拒绝。
不料，某日我参加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会议，上海那家出版社社长的席位居然与我毗连！我乃当面陈述此书的遭遇，他听后觉得确实不像话，随即用手机向社里询问，并要求书稿可以到一部出一部，不必全部等齐。于是，我们那几部书稿终于进入出版流程，我负责的那部于2010年面世，掐指一算，已延迟了将近二十年！顺便要提及的是，此项目的书稿，至今犹未做到“齐、清、定”！我由此得出的教训是，学问得自己做，千万别再参与集体项目。
然而，人往往身不由己，我后来还是被卷入了级别更高的大课题。由于涉及面广，故必须采取跨省、跨校合作的形式，参与者更多、更复杂，更难管理。内中曲折，诸位都懂。
不久，庞朴先生给我来电话，说是受汤一介先生之托，希望我参与《儒藏》，担任经部礼类的主编。庞先生来说项，我多少有些意外。那时，庞先生住在皂君庙，我在师大，离得很近。我曾请庞先生到师大为学生做《老子》的系列讲座。郭店楚简出土后，我与他过从甚密。岂料，《儒藏》启动后，庞先生是四位总编纂之一。庞先生在电话里说：“我跟汤先生几十年老交情，这次他主持《儒藏》，让我协助，我得帮他。你一直做《三礼》，经部礼类的主编一职，你最合适，你就算给我一个面子吧！”庞先生是我敬重的学术前辈，他出此言我哪受得起，连忙说：“庞公言重了！我答应就是。”如此，我就成了《儒藏》经部礼类的主编。由于种种原因，我只仅接受了《周礼》《仪礼》与《通礼》部分。
采访人：就您作为主编负责的那部分书稿来说，您在组织校点者队伍、把握校点工作进度和质量方面，遇到过哪些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彭林：《儒藏》要整理的文本，基本上是儒学研究的专门之作，其中不乏无人整理、至今尚未出版者。由于专精，大多很难上手，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即是其中之一。此书天地四季六官，涵盖国家管理的所有层面，能驾驭此书者，寥落晨星。王文锦先生曾告诉我，当年，中华书局整理《清人十三经注疏》，王文锦先生提出校点孙氏此书，书局内同仁大多认为此书内容极之复杂，今人是不可能整理的。在国内古籍出版最高端的中华书局，犹视《周礼正义》为畏途，其它高校的古籍整理人才之缺乏，则不难想见。而《儒藏》要整理的江永《乡党图考》、胡培翚《仪礼正义》、秦蕙田《五礼通考》等，难度都不在《周礼正义》之下。
因此，部类主编的主要任务，是物色水平足够的点校者，这是《儒藏》成败的关键。这类人选在当时不多，但还有一些。就经部礼类而言，当时最负盛名的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陈戍国先生，郑州大学的杨天宇先生、河南师大的吕友仁先生。他们长年从事古代文献的教学与研究，且对《三礼》均做过专经研究。陈戍国是著名经师、原杭州大学沈文倬先生的高足，乃《仪礼》研究领域的翘楚，自当首先与之联系，不意渠有乃师之风，平生绝不申报、参加任何级别的课题。陈戍国先生高标特立，有自己的学术追求，我无法勉强。所幸杨天宇先生、吕友仁先生皆能屈尊应邀，令人欣喜。
由于缺少合适的作者，只能从正在做经学、礼学研究的博士生中去物色，其水平肯定差一等，但实出无奈。为了鼓励他们积极投入，我们曾对个别博士生采取提高稿酬标准，并且提前支付的方式，不料其中居然有人品不堪之徒。某博士生收下预支的一万元点校费后，起初还与工作人员有联系，其后愈益稀疏，渐行渐远，及至到了发邮件不覆，打电话不接的地步，这种现象延宕至将近十年。最后一问，方知此君早已毕业到西北某高校工作，文稿则不了了之！
如今的科研项目，都有规定的结题期限，时间一般不宽松，《儒藏》也不例外。有一段时间，《儒藏》整体进度不理想，汤一介先生非常着急。某日《儒藏》举行大会，教育部一副部长到场为汤先生喊话，要求诸位计日程功，在某月某日之前全部完稿。会后，工作人员开始催促我们依此进度交稿，我们只能转而向点校者催促。令人尴尬的是，点校者来自不同的单位，那才是给他们发薪俸、评职称的地方，他们必须首先完成单位领导下达的任务，然后才会腾出手来做《儒藏》的工作。部类主编与点校者是松散的合作关系，有问题只能协商，我们无权要求他们必须按《儒藏》的时间表走。有些工作人员认为是我们不得力，个别人在语言上有失当之处。我给汤先生写信陈述以上情况，表示若要我必须按指定时间上交全部书稿，我就只能“敬谢不敏”，退出《儒藏》，望他另请高明。汤先生先是给我打电话、接着写信，再三慰留，并说要来我家当面道歉。谦卑、真诚，自揽责任，一切以工作为重，这是汤先生最感人的地方，令我至今难忘。我只好撤回成命，继续服务。
一个大型项目，先定下交齐全部书稿的时间，然后要求所有人如期完成，依我参加集体项目的经历，如本文开头所举之例，几乎不可能做到。
采访人：您觉得目前咱们国内古籍整理队伍的数量和水平处于怎样的程度，有没有需要加强和改进之处？我们这种基础性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彭林：我国是文明古国，文献大邦，千年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与章法体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构成知识结构。然近代以来，举国倡导厚今薄古，白话文成为国民教育主流，古文则是作为点缀出现在中小学课本中，大学文科生全文阅读过《论语》《孟子》的并不多见。举国上下重理工、轻文史。中文系中，选修版本、校勘课程者，主要是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校勘学从未得到学界重视，甚至有学者以为“校勘”即“校对”，毫无学术含量可言。有些学校统计教师工作量时，拒绝将点校古籍的著作计入。《儒藏》工程突然“从天而降”，毋庸讳言，学界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儒藏》的点校者，尽皆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白话文教育的体制中完成学业者，缺乏旧学功底，乃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专业领域狭窄，稍有溢出，即不知所措。我曾发现某位教授的样稿中，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标点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令人咋舌。此公大概是见《礼记》中有篇名“《曲礼》”者，乃误以为所有“曲礼”即是篇名，进而认为与之相对的“经礼”亦是篇名！仅此一误，即知余皆无足观矣。这类情况并非绝无仅有。
文革之后，学术界与社会上的文化热可谓一波又一波，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出版的古籍“今注今译”系列传至大陆，受到热烈欢迎，林尹先生的《周礼今注今译》即是其一。我当时因为做博士论文之故而买了一本，但我很快发现，不少文史哲专业的研究生书架上都有此书。他们并不专门研究《周礼》，但对此书有兴趣，而此书难读，他们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必要花一年数载的时间去研读此书，但是渴望了解此书的内容或基本精神。林尹先生的书正是满足了专业与非专业读者的需求。
近十几年来，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再次高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儒藏》工程的实施，正是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它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几条：其一，在《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对儒家典籍做的又一次全面的整理。《四库全书》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搜集与汇刻古籍的工程，对各类古籍做了详到的梳理，是学术史上的盛事。有人据此认为，既有《四库全书》在前，《儒藏》的编撰就是毫无必要。笔者亦曾久久仰视此书，但其后的两件事，令我彻底改变态度。
其一，某年，有人约我与另外两位朋友，分别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依经史子集为纲，各选若干精要再加标点，做一本“四库选粹”类的书。岂料，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都发现书中的讹、脱、衍、倒之类的现象不在少数，甚至有钞写串行之处，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其二，数年后，我幸参访兰州郊外某战备山洞，《文溯阁四库全书》钞本即深藏于此。我们被允许戴着手套翻阅原书。由于时间从容，我偶然发现钞本挖改之处甚多，但由于贴盖技术精细，不易觉察。《四库全书》乃“皇帝工程”，担任缮钞的胥吏，皆是熟读诗书之人，而质量居然是如此！由此推知，《文渊阁四库全书》亦当经过此审阅挖改之程序；而我等所见是影印本，而讹误依然如此之多，简直令人惊悚。足见，《四库全书》的文渊、文溯两个钞本的质量都存在很大问题。从此，除非特殊情况，我不敢再将《四库全书》作为史料引用，仅将它作为查找古籍的索引。足见，《四库全书》为今人的古籍整理留有很大空间。
其二，《儒藏》对《四库全书》的所收古籍做了大量的版本甄别与置换。如《仪礼注疏》，原本经、注、疏别行，贾公彦《疏》为五十卷。明人陈凤梧始以《仪礼疏》与经注合刻，但割裂五十卷之《仪礼疏》分系于经注之下为十七卷，大失贾氏之旧。十七卷本影响至清，此本经反复传刻，错误较多。《四库全书》所采内府藏本，正是十七卷本。入清，黄丕烈家访得宋景德官疏五十卷本《仪礼疏》一部，顾广圻以此本校通行本《仪礼》贾疏，“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无虑数千百处”。文中保留古字处甚多，如答犹作“荅”，庙犹作 “庿”，弥足珍贵。其后，张敦仁以之与宋严州单注本萃刻，加以精校熟雠（chóu），世称善本。《儒藏》乃以此合刻本置换《仪礼注疏》内府藏本。再如，《周礼注疏》《四库全书》所收为内府所藏之四十二卷本，与坊间通用的阮刻的《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同属于“十行本”系统，讹误相当之多；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礼注疏》为五十卷本，每半页八行，故称“八行本”，今以之替换十行本。类似之例，《儒藏》各部多有，从而为读者提供诸多更为可靠、精准的文本。
其三，鉴于学术界的现状，《儒藏》对所整理的文献均施以新式标点，以满足后学、尤其是青年学者之需。礼类古籍，若无标点，一般读者殊难接近。如《周礼》六官，体大思精，建官颁典、礼乐典制、职方舆地、文教军政，不易卒读；加之郑注据《九章算术》《考灵曜》解读天体之四游升降，据密率及西算诠释《考工记》轮盖周径、柯欘（zhú）倨句（gōu）之类，往往如读天书，不知所云。类似之作，《儒藏》有不少，无不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采访人：您对即将启动的《儒藏》全本怎么看？对《儒藏》全本的规模、整理方式等方面有哪些期待或建议？
彭林：《儒藏》精华本与全本《儒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以同样的标准整理。因精华本在前，全本在后，理应后出转精，做得更好。本人有三条建议，供总编纂参考。
其一，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我以前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规定比较严密。首先，点校者阅读各种文本，将所有歧异逐条记录，汇辑成《点校长编》；然后从其中选择需要出校的内容。这样处理，便于审稿者、编辑能详细了解全局，对校勘记的是非作出判断，保证工作质量。
其二，要有清晰的定位。《儒藏》的水平，是做成古籍整理的天花板，还是差不多就得了？此事不知总编纂们是否议论过，但至少没在部类主编的层次讨论过。我最初以为要做成前者，后来方知并非如此。杨天宇教授负责点校宋陈祥道的《礼书》一百五十卷，此书之前尚无整理本，校点所据底本为《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元本。杨先生要求工作人员为其复印十一种文本，希冀竭泽而渔，将此书的校勘做干净。我将书单转交《儒藏》上层，得到的回覆是：“太多了，没有必要。每页之下有四五个校注即可。” 杨先生对此非常生气，说：“这种校勘还有什么意义！”最后，只能以北大图书馆藏明本、文渊阁四库本、郑州大学图书馆藏嘉庆本为校本了事。类似诸事，请《儒藏》管理层深入讨论后，明确告知大家。
其三，点校过程中的有些问题，是句读的习惯不同，例如经部的引文，往往有经、注、疏三层，有人习惯三处都加冒号，引文后的标点则在下引号内；有人则喜欢经名之后不加冒号，引文末字的标点在下引号之外，仅在“注”与“疏”之后加冒号。这两种标点其实都没有错，据说有些点校本因经注标点的位置不同而被退改，似有些无谓。若要追求全书统一，建议对点校者做一次集中培训。
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干，儒家典籍是儒学文化的主要载体，历久弥新。今人承千年之薪传，法古开新，无不取资于斯。《儒藏》工程的施行，必将吸引更多的读者学习儒家文化，助益更多学者的学术研究，其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于世。
彭林先生，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创院院长，《儒藏》“精华编”经部礼类周礼、仪礼、通礼之属主编
排版、校对：嘉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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